人物 I “我什么也做不了” 那个因疫情而崩溃自杀的纽约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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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沈小花

来源 |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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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

“我什么也做不了”

病毒和一个急诊室医生的自杀

洛娜·布林医生一直镇定自若——直到她面对了一个新的敌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4月初的一个下午，纽约正处于新冠疫情最致命的日子里，洛娜·布林医生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曼哈顿的公寓里。

她拿起电话，拨通了妹妹珍妮弗·费斯特的电话。

两人年纪只差22个月，从小就同住一间卧室，穿着相配的衣服，所以关系很亲密。费斯特是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一名律师，她习惯于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姐姐的声音。

最近，她们的谈话气氛很悲凉。

布林在曼哈顿上城的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工作，负责急诊室的工作。该科室已成为一个残酷的战场，医院用品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耗尽，医生和护士都生病了。候诊室永远人满为患，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费斯特已经习惯了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在身旁，以防姐姐下夜班后需要她。

布林这次打电话来时，她的声音很奇怪。声音很遥远，仿佛受到了惊吓。

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都站不起来了。”

布林是一个完美的成功者，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有把握的人。

当她从医学院毕业时，她坚持同时学习急诊和内科，尽管这意味着更长的住院医师期。成年后，她开始学习滑雪板、大提琴和莎莎舞。有一次，她在半程马拉松比赛开始时呼吸困难，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比赛，然后前往医院，自行诊断出自己患有肺栓塞——即肺部有血块，可能会致命。

除了管理繁忙的急诊科外，她还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双学位硕士课程。

布林很有天赋，自信、聪明、镇定自若。

但那天和费斯特交谈的那位女性却很犹豫，很困惑。

费斯特很快安排了两个朋友来接她姐姐，他们把布林送到巴尔的摩，费斯特可以在那和他们会合，然后把布林送到弗吉尼亚州的家人那里。当晚，当布林最终爬上费斯特的车时，她几乎陷入了紧张状态，无法回答简单的问题。费斯特说，布林的大脑似乎已经崩溃了。

她们一起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前往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到了那之后，布林住进了精神科病房。

49岁的布林过去曾因膝关节韧带撕裂和肺栓塞而缺勤。但这次缺勤就像从优雅从容间可耻的跌落。当这座城市急需英雄的时候，她却遭遇了崩溃。而她确信自己的事业将无法继续下去。

她的家人试图说服她，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毕竟她没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史，而过去的一个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度难熬的。

布林对此表示怀疑。在医学界，对精神健康的隐秘成见一直存在。

费斯特说：“洛娜不停地说，‘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在苦苦挣扎’。她对此非常尴尬。”

一、一生的召唤

这是一张2012年的全家福照片，洛娜·布林医生（前坐者）和她的兄弟姐妹在一起。

即使是在青少年时期，当布林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47岁的费斯特回忆说：“她一直都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会住在曼哈顿——她一直都知道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费斯特是向《纽约时报》讲述布林生平故事的50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现任和前任同事之一。

姐妹俩和哥哥迈克尔以及姐姐凯伦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地方丹维尔长大，那里每个人的父母似乎不是农民就是该地区医疗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从小就相信，一份职业应该是能服务大众的。他们的父亲菲利普是一名创伤外科医生，母亲罗斯玛丽是一名护士。

洛娜是个运动健将，性格积极向上。在获得解剖学硕士学位之前，她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微生物学。在弗吉尼亚州的医学院毕业后，她决心在住院医生中学习两个专业，因为她知道急诊医生承受的压力很大，希望以后能有内科作为备选。

她高大苗条，笑容灿烂（一位朋友形容她“像桑德拉·布洛克”），她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接受培训，最后一年成为首席住院医师。

布林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担任住院医师期间

当时担任急救医学住院医师项目主任的吉诺·法里纳说：“如果你早上来换班，急诊室可能会陷入混乱。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疲惫，他们的头发凌乱不堪，看起来就像被摧毁了一样。但布林看上去已经准备好换班了。”

2004年，布林加入庞大的纽约长老会医疗系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和较小的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工作。这家医院简称为“艾伦医院”，服务于曼哈顿北部的一个低收入社区。

在那里，布林敦促住院医师考虑所有可能的诊断，甚至是测量直肠温度，因为它更精确。她热情而富有同情心，但也可能比其他医生更加苛刻和坚定。

布林的同事和朋友芭芭拉·洛克医生说：“她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她认为坚持不懈的努力会拯救生命的乐观态度。”

仿佛是为了确保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布林计划了一些惊险的旅行，加入了滑雪俱乐部，在管弦乐队中演奏大提琴，参加萨尔萨舞课程，还加入了救赎主长老会教堂，这是一个吸引优秀专业人士的教堂。每年，她都会在自家屋顶上举办一次社交聚会。

工作之余，布林去旅行、学萨尔萨舞、拉大提琴，还加入了一个滑雪俱乐部。

“洛娜不看Netflix，”她的朋友、43岁的德瓦娜·科恩说，“你不能和洛娜谈论一些低俗的节目。我们大多数人为了放松而做的那些普通的、不动脑筋的事，她都不做。”

人们被布林的迷人个性和热情所吸引。但她的密友们知道，她也会变得固执。

她为了获取至少8小时睡眠而采取的极端做法曾多次惹恼朋友。即使是在假期，如果一项活动让她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布林会放弃。

2011年，布林被提拔为急诊科的负责人，同事们说她倾向于系统性地精确解决问题，更喜欢具体的解决方案。

布林当时的上司詹姆斯·吉利奥医生说：“她喜欢组织结构。她喜欢在一个有组织的世界里工作。”

那个世界后来被扭曲和瓦解。今年早些时候，冠状病毒在未被发现和低估的情况下入侵了纽约。

二、一种隐伏的疾病

2月下旬，当官员们还在向公众保证新冠病毒不会构成严重威胁时，布林坐在电脑前，更新了一份给家人的应急计划。该计划汇总了有关在哪里可以找到她的密码、如果她不得不出城时将使用的路线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如何联系的一系列说明。

她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创建了这份计划，并在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后进行了修订——这是她对灾难有条不紊的应对。

她相信，冠状病毒会让医院措手不及。

一周后，她与妹妹费斯特按计划前往蒙大拿州的大天空地区（Big Sky）度假。他们坐在热水浴缸里，思索着几年后去意大利的事情。布林旅行回来时，纽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艾伦医院，有关人员配备和医疗用品供应的讨论不断升级。一位来自纽约新罗谢尔的律师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没有去过任何已知的病毒正在传播的地区。这是新冠病毒已经在该州蔓延的第一个迹象，也是对纽约长老会医疗系统的一个危险信号，因为他是那里的病人。

布林于3月14日重返工作岗位，收到了有关该部门个人防护装备库存以及工作人员能否获得特卫克牌防护服的询问。医生和管理人员对急诊室空间不足感到不安，并要求将停车场等其他场所改造成可以搭帐篷的地方。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对这些混杂的信息和不断变化的指示感到困惑，”布林那天在给她的圣经学习小组的信息中写道，“希望能得到任何关于安全、智慧和信任的祈祷”。

四天后，布林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症状。她发烧，疲惫不堪，被隔离在家休养。她连续睡了14个小时，被小事弄得浑身乏力，体重下降了5磅。但她还是想办法解决工作上的问题，比如氧气瓶不够用的问题。当有医生发短信说找不到护目镜时，布林医生没有提自己生病在家的情况，答应第二天就能找到一副护目镜。

3月23日，布林给另一位同样因病在家的急诊医生亚历克西斯·哈尔彭发了短信。她写道：“昨天我试着做了一些小事（比如把洗碗机里的东西拿出来），我在想这是不是太繁重了。”

哈尔彭医生回复：“你只需要休息。对我们这些从来都坐不住的人来说，这是最不舒服的事情。”

艾伦医院挤满了被搬来搬去腾出重症监护床位的病人。那些看起来身体状况还不错的人出院后，又会坐着救护车再回到医院，身体状况更加糟糕。人手短缺的情况一直存在。

今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布林去散步，感觉筋疲力尽。但她告诉同事她很快就会回来。她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病的同事在家待的时间更长。她知道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三、不堪重负的医院

在艾伦医院的急诊室内，疫情迅速袭来，毫无怜悯之心。

从纽约布朗克斯区看艾伦长老会医院。

该医院于1988年启用，是一家小型社区医院，填补了附近无医院的空白。虽然后来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多年来它一直不堪重负，无法完全满足社区的需求。

冠状病毒让该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担架上插管的病人挤满了大厅。便携式氧气罐以最高容量运行，但却以惊人的速度耗尽。一个原本用来做X光检查的地方，存放着那些还没等到治疗就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患者尸体。

有一个情况看起来很稳定的男性，在即将被转移到另一个科室时，被发现死在了椅子上，皮肤发青。

急诊室被堵得水泄不通，病人数量是平时能容纳数量的三倍左右。医院外面，救护车排成一排，医护人员试图让病人入院。一项新的城市政策规定，病人必须被运送到最近的医院治疗，这意味着艾伦医院被来自上曼哈顿和布朗克斯的患者淹没，这两个地区的一些社区在疫情中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医院周围都是养老院，进一步增加了病患积压。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

当布林4月1日重返工作岗位时，这座城市正处于一个严峻的衡量标准边缘。死亡人数很快就会达到峰值，一天内超过800人。艾伦医院的场景让布林产生了一个不安的念头，她和她的急诊室都被打败了。

她打电话给妹妹费斯特，对混乱的局面感到不安。

同一天，布林光是站在办公桌前回复邮件就已经很疲劳了。她给同事发短信，询问她不在的时候规章流程发生的变化。布林写道：“我完全迷茫了，试图了解情况并跟上进度。”

大约在那个时候，医院试图缓解急诊室的压力，将危重病人（其中许多人在使用呼吸机）安排到另一个科室，由特护医生治疗。然而，这些病人仍然在急诊科的管辖之下。

据一位同事说，布林觉得这种安排很有压力，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盯着这些病人，为此在医院待的时间更长。

同事们注意到，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流露出自信。

4月2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感到非常困惑和不知所措。”

尽管如此，她还是设法在那一周打电话和她的圣经学习小组开了一个视频会议。她还联系了研究生课程的同学，担心一个小组项目。她担心自己没有做负责的那部分作业。

四、“这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没过多久，布林曾经精心构筑的维护她生命的组织结构就完全塌陷了。

她开始长时间地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相互交叉，有时需要同时负责艾伦医院和哥伦比亚医学院主校区的急诊室。

在疫情期间，不可能有平衡，不可能有解脱，也不可能有实际的治疗步骤。有的只是病人和无法理解的病因。每天都会有尸体出现。最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艾伦医院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患者中，近四分之一的患者死亡。

据一位见过布林的同事回忆说，4月4日，布林大约工作了15个小时。

一位朋友给她发短信说：“洛娜我为你祈祷，保持坚强”。

“这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她回复道，"正在努力集中精力。"

这位同事说，第二天，布林似乎很困惑，不知所措。她以前从未见过布林处于这种状态。布林给她的圣经学习小组发了一条信息。

她键入了这样的信息：“我现在快要淹死了——可能会擅离职守一段时间。”

她很快就完全不再回复朋友的信息。

4月6日，布林担任了事件指挥官，这是一个在大规模紧急事件中进行灾害管理的岗位。她查看了医生填写的死亡病人的详细信息。这些病历是用一种新的电子病历系统填写的，在冠状病毒出现之前，这种系统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因此，许多记录都不准确，需要修正。

布林翻阅着病历，试图在混乱中建立一点秩序。如此多的生命已经逝去。

五、一个求助电话

尽管医护人员常常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但压力也会让他们陷入瘫痪。根据研究创伤对医生影响的研究人员的说法，急诊医生特别容易受到创伤后压力的影响，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却鼓励他们坚持到底。

疫情加剧了对医生的需求和承受这些需求的压力。最近对中国、加拿大和意大利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务人员的研究发现，他们之中患有焦虑、抑郁和失眠的比例不断上升。

一贯以自信沉着的态度处理问题的布林，被推入了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极端场景。认识她的人说，在一个她无法用明确的策略处理或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工作，对她来说是异常的挑战。

4月9日，当布林终于给妹妹打电话求助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她自己，费斯特怀疑病毒是否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姐姐的大脑。尽管关于新冠肺炎对大脑影响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疾病或者身体对其做出反应的方式，会导致一系列神经问题。

费斯特告诉姐姐不要动。她给安吉拉·米尔斯医生打了电话，后者是该医院急救医学主任，也是布林的主管。

当米尔斯到达布林位于西村的公寓时，她看起来很奇怪。米尔斯说：“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友善的神采，总是有那么多的精力和热情。但当时这些闪光不见了。”

布林很安静，只有在被问到的时候才说话。即使这样，她也只给出一两个词的回答。

米尔斯医生问她是否想伤害自己。布林说是的。

她们坐在一起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

布林的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来接她。在车里和布林待了一段时间后，这位朋友打电话给费斯特，说她姐姐需要去医院。

六、最后的对话

4月，在艾伦医院外向医护和前线工作人员致敬的海报

布林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住了大约11天。在医院里，她与45岁的朋友安娜·奥乔亚通电话。两人是密友，奥乔亚听到布林的声音后很是欣慰。她们就像进行了一次普通的谈话，挂断电话后，奥乔亚感觉很好。她的朋友似乎很坚强。

布林很快就出院了，她和母亲一起住在夏洛茨维尔。在那里她变得更像自己了，甚至还会开玩笑，尽管她棕色的眼睛已经黯淡了。

她提出重新开始她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习，她最初参加该课程是为了获得领导力方面的认可，推进自己的职业发展。她开始去长跑。家人商量着要把她送回纽约。

但4月26日，布林自杀了。

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而布林也没有留下遗书解释原因。

不过，当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统计出来后，布林的家人认为，她应该被算在其中。布林被无法救治的庞大患者数所摧毁。她被自己的职业生涯永远沾上了污点的想法所彻底摧毁，并为一开始就呼救而感到羞愧。

纽约长老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从3月底开始就为其一线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以帮助应对他们的经历。

声明称：“布林是一位英勇的、技能卓越、富有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的临床领导者，她非常关心病人和同事。”

如果布林和其他大量的医护人员一起被颂扬（他们付出了自己这么多的心血，也许多得过头了），那么她心碎的家人也希望她因揭露了一些更难以被承认的事实而获得致敬：医学界盛行的文化，导致痛苦容易被忽视或被隐藏了；医生们坦然地诊断出别人的创伤，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伤痛，因为害怕会因此而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费斯特说：“如果不是有这种文化，布林就不会有自杀的想法，这就是我要改变这种文化的原因。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文化，从今天开始。”布林一家设立了一个基金，向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对于布林的朋友奥乔亚来说，她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尤其令人心碎。聊着聊着，布林被一个想法困住了，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话。

奥乔亚当时并没有多想，但现在她不停地听到这句一直在重复的话：“我帮助不了任何人。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是想帮助别人，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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